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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秦代一统，书同文字，小篆登上了官府御用场合。这种字体整体作竖方形，圆劲均匀，笔画横平竖直，粗细基本一致，将汉字的对称平衡之态展现到了极致。据笔者统计，《说文解字》收录小篆字形共9831个，作左右对称（如“祘”“爨”等）、上下对称（如“巨”“匚”等）、“十”形对称（如“亚”“畺”等）的形体达807个；另外还有32对通过改变一个字形的方向，成就另外一个字形的对称字组（注：《说文》一般用“从反某”“从到（倒）某”注明，如“可”与“叵”，二字小篆形体为左右对称关系，《说文》在“叵”下注“从反可”；再如“子”与“（见图1）”，二字小篆形体为上下对称关系，《说文》在“（见图1）”下注“从到（倒）子”），足见作整字对称和字际对称的形体在小篆字形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，若加上构件在所构字形中展现的局部对称，则小篆形体的对称平衡特征更为明显。

　　汉字系统中还有一种重叠相同形体而成的所谓叠形字，有二叠、三叠、四叠几种。比如，“林、喆”等为左右二叠，“圭、炎”等为上下二叠，“回、闁”等为内外二叠，“臦”等为特殊二叠；“晶、鑫”等为正三角三叠，“（见图2）、（见图3）”等为倒三角三叠，“雦”等为横置三叠，“（见图4）”为竖置三叠；“燚”等为“田”字形四叠。不论如何叠置，外形都极为匀称规整，更加直观地展现了汉字结体竭力追求对称平衡之形的特点。作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“囍”，由两个“喜”字对称拼合而成，非常巧妙地体现了人们祈求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，象形表义，对称平衡，寓意深刻。

　　纸张的出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革命。东汉时期，蔡伦改进造纸工艺，使纸张成为价廉实用的文字载体并很快得到普及应用，这也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应用领域。从书写时代到印刷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；从用笔墨直接书写于纸张，到借雕版或活字字模把字形拓印于纸张，再到用数字化程序将虚拟字符转换为物载字形，纸张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文字载体。而不论是单片的个体存在，还是装订成册的集约化成形，纸张多以方正的外形表征为汉字提供着成形生态。

　　根植于汉字书写，以汉字独特形体成就的书法艺术，就极力追求对称平衡的美学特质。这种追求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发轫，如“犬”“马”“虎”等动物类象形字，若客观摹画其形而横置，则宽度较大，于是为了跟其他自上而下的直行字符相和谐，均改向作竖直形。同一龟板上有数条卜辞者，也讲求布局均衡。同板的两条卜辞，或相向，或相背，相向者左辞右行，右辞左行；相背者左辞左行，右辞右行，不论相向或相背，两条卜辞常沿中缝作左右对称排布。笔墨普及后，中国书法艺术走向辉煌，而每一幅精美绝伦的书法艺术精品，总会采用落款、钤印等方式在宾主、虚实、避就中维护整体章法的平衡稳定。近代以来，纸张载体的书法艺术走向多样化，不管是单幅的中堂、斗方、扇面，还是多幅的对联、条屏、册页，无不展现着载体空间的对称平衡之美。

　　汉字用符号形体表现汉语，而字符与汉语语音之间为单一性对应关系，使得汉语的结构和一些艺术形式在汉字符号组构上也讲求平衡稳定。如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，成语的常见结构是四音节；汉语的对仗、排比等辞格也讲求平衡规整；骈体文讲究工整对仗，格律诗更讲求规整的格式。特别是滥觞于五代十国的对联，融汉语艺术与汉字艺术为一体，更为追求对称平衡。在汉语形态上，对仗是其根本特征，要求上下联词性相对、平仄相拗、句法相同；字符形式上，字数相等，左右对称，可读而更可视，既有美学元素，又遵循力学原则。它文辞精炼，形式短小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尽深刻地展现出汉语、汉字的对称平衡之美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对称的结构布局给人以稳定感、秩序感、庄严感和神圣感，而嗜尚对称平衡，更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一大特征。古语云：“夫美也者，上下、内外、小大、远近皆无害焉，故曰美。”意思是里里外外皆均衡对称，方为“美”。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，一直深刻于中华民族的骨髓。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：“中国建筑，其所最注重者，乃主要中线之成立。无论东方、西方，再没有一个民族对中轴对称线如此钟爱与恪守。”纵观古今，从衣食用具到日常饰物，一直未曾离开对称元素的参与，处处展现出汉民族独特的生活美学。这种审美思维反映在汉字构形上，也必然会注重结构的对称平衡。